走投无路奔“圣地”

初来甫到，蹩脚的英语不但妨碍我与旁人的交流，而且对工作的精确度不无影响。某日轮到我与同班组的壮汉托尼·考夫曼搭配，他在机舱里面手持一柄“顶铁”，我在外面操纵铆钉枪，两人通过耳机对话合作。我手中的铆钉枪以强大的冲击力将铆钉往里压，他则以顶铁往外推。假如配合默契，一颗标准铆钉当会就此成型，将飞机的蒙皮严丝合缝地紧贴于机身的梁架。

想不到当天这颗铆钉尚未安装完毕，五大三粗的考夫曼就从机舱跳出来，气呼呼地将耳机往工作台一掼，把班组长杰瑞喊过来，指着我说：“这人说的什么破英语，我听不懂，没法跟他合作！”这事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此后班组长杰瑞探询了另外几个人的意见，被问者或婉转或直接，都表示不想与我这个老中搭配。杰瑞只好安排我和说话结巴的越南人——同样被老美瞧不起的阮彼得结为一组，让我俩专门干些无足轻重的活计，例如清除工件上的锈蚀、擦拭飞机舷窗之类。很明显地，我俩都被边缘化了。

在这家公司硬撑着干了（或者说混了）一年半，我终于拿到了那张粉红色的解雇通知书。杰瑞陪伴我（实则是押送我）拉着自己的工具箱走出厂区，并索回出入名牌。我回望公司高大的飞机库，挥别美国产业工人队伍，初次咂出了失业的滋味。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先我九年来美留学的弟弟之前不久在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拿到了毕业文凭，并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 附属医院当上了薪酬优渥的药剂师。他向我透露，三百多英里外的圣地亚哥是美国第六大都市（后来跌至第八位），华人比凤凰城多，侨社比较成熟，还有不只一份中文周报。他建议出国前做过多年新闻工作的我搬到加州去碰碰运气。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好汉歌》）就这样，1992年元旦刚过，我千恩万谢地辞别老林，怀着许多美好憧憬，一头撞进了陌生的圣地亚哥。我走访两位大陆移民新近创办的《联华报》，看看是否有帮得上手的机会，结果发现两人竟然都不会使用中文电脑。他们把采写好的文稿传真到洛杉矶，请人打字后传回，再印出来排版。这恰好是我的强项所在！我当即在他们那台386电脑啪啪一阵操作，就打完了一篇报道，并稍加润色文字。两人不胜惊诧，当即要我留下加盟。我说我还有部分行李留在凤凰城，他们迫不及待，坚持要我帮忙出完该期报纸再走。

一晃卅六度寒暑过去，其间我于1993年获美国主要华文媒体《世界日报》聘用，成为该报派驻圣地亚哥的专职记者，从而正式回到了驾轻就熟的领域，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圣地亚哥于我，也从陌生到熟悉，从试水之地到安居之所，竟然成为此生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

圣地亚哥以其兼有山海的美景、四季宜人的气候为人称道。但随着对这里的深入了解，我也认识到此处还称不上真正的“圣地”。美国城市的诸多弊病在这里一应俱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令人不敢涉足的罪恶街区……。

更有甚者，在我来美五年前，这里还曾创下枪击滥杀无辜死亡人数的全国最高纪录——失业者詹姆斯·哈伯蒂在麦当劳快餐店无端开枪，杀死22人，打伤17人。圣地亚哥的海湾大桥有如长龙卧波，美不胜收，但却是全美国排行第三的“自杀大桥”，每年或每两三年，总有生无所恋的可怜人从桥上跃入海湾的碧波。在我来到此地的第二年，就有某中文学校的胡姓女校长在此轻生。更有堪称奇葩的邪教信徒集体自杀、坦克车开上高速公路横冲直撞、学生一次杀害三名教授、华裔青年持斧弑母，等等等等。

当然不管如何，圣地亚哥总还是留住了我的心，拴住了我的腿。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我日后定将追随双亲长眠于此。

我相信，我们都有愿望，也有责任从自己做起，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

十个世纪之前问世的《诗经》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有志诸君共同努力吧。